陶海心，生于1957年。曾在陕北农村插队，当过工人。1977年恢复高考，首届考入清华大学，在工程化学系高分子化工专业学习，1982年毕业，获工学学士学位。1982年9月，在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工作，任校刊副主编。1987年10月，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技术经济学方向研究生毕业，获工学硕士学位。1991年9月至1993年11月，在国家教委中国教育报社工作，任大学部副主任、基础教育部主任。1993年12月至今，在团中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工作，任宣传部主任，希望书库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希望月报杂志社总编辑，中国青年科技杂志社总编辑，中国青年软件振兴计划工作委员会主任。

希望书库背景介绍
    作为希望工程的配套项目——希望书库是1994年以来形成的，已实施了十年。当时，希望工程在全社会的关注下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成千上万的农村失学孩子得到救助重返校园，但农村学校没有图书的困难又凸显出来，重返校园的孩子们没有课外书籍可读，极度缺乏“精神营养”。在一生关爱孩子、关心青少年成长的冰心老人的呼吁和倡导下，经共青团中央批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开始筹备实施希望书库项目，并成立了希望书库工作委员会，徐永光同志任主任，陶海心同志任秘书长。

　　在此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给予了亲切的关怀，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广泛支持并积极参与，为农村学校捐赠了550万册图书，上千万名亟需精神食粮的孩子从希望书库中受益。2004年以来，希望书库在新形势下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希望书库工作委员会在推动项目面向出版市场不断拓展品牌的同时，坚持继续为农村学校捐赠优质图书，努力发展希望书库事业，正在将其建设成为一项兼顾青少年出版事业和公益捐赠活动的重要的社会化学习工程。在我国出版界、教育界、青少年事业领域和广大读者中具有重要影响力。

时间：4月22日（周五）下午2:00—4:00
地点：博客中国访谈室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作客我们博客访谈的是希望书库工作委员会的陶海心秘书长。欢迎陶秘书长光临我们博客中国。先给我们的广大网友打一声招呼吧。

　　陶海心：各位网民朋友好，非常感谢博客中国给我们希望书库工作委员会提供这样一次和朋友们见面的机会。讲一讲有关“希望书库”的话题，讲一讲中国比较贫困的家庭的孩子们的读书问题。

　　主持人：我们了解到“希望书库”项目实施到现在已经有十年的时间。“希望书库”创立的初衷是什么？

　　陶海心：我先把“希望书库”是怎么产生的，是怎么发展的，做一个简要的介绍。也是对广大网民朋友，特别是年轻一点的朋友做一个介绍。大家知道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我们国家掀起了一次轰轰烈烈的社会活动，就是“希望工程”。当时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发展，城乡交流的增强，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出现，再加上我们教育投资不足，教育设施老化等等各种原因，综合产生的一个社会问题就是农村失学儿童的问题。有些孩子因为交不起学费，特别贫困，就得不到小学教育，从而流失在社会上。当时由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组织了“希望工程”。动员社会力量把失学孩子通过社会进行救助，小平同志曾经给“希望工程”题词、题名。到1993、94年的时候，“希望工程”取得了很好的阶段性成效。很多孩子经过社会的救助又重返了校园。另外，通过社会的资助有些校舍得到了修缮，桌椅板凳得到了更换。但同时有一种新的矛盾出现了，就是孩子没有书可读。

    当时冰心老人看到这个情况以后，倡导社会支持农村教育事业能不能通过图书捐赠的方式，让农村的孩子有课外书可读。所以在1994年初，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就推出了“希望书库”这样一个项目。这个项目被称为“希望工程”的拓展与延伸。用我们“希望工程”的创始人之一，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当时的秘书长徐永光的话来说，叫做“希望工程解决的是我要读书的问题，希望书库解决的是我要书读的问题。”。

　　当时成立了“希望书库”工作委员会负责这方面的工作。从1994年3月“希望书库”项目正式启动，到1998年基本上第一期工程结束。社会一共向“希望书库”项目捐款3000万元人民币。有120多家出版社参与了“希望书库”的书籍的提供。他们捐赠了每一种书印制一万册这样一个有限印制版权。有8家国有大中型印刷型企业为“希望书库”进行印制。一共印制了500万册本书，每500本是一个“希望书库”。给一万个农村中小学校建立了“希望书库”，也就是建立了一个小型的图书馆。这些书籍的选择，是由冰心老人当时推荐的一些老专家参与的，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少儿出版社领衔。像叶至善这样老一辈的儿童文学家都是编委，其中有五位德高望重的老领导，他们是黄华、胡绳、周光召、吴阶平、朱光亚。当时选择图书是从1940年到1993年，半个世纪国内出版的图书里面精选了500种，重新印制，而且编为七个门类。每一个门类的封面用一个颜色来印刷。用这个来象征托起我们明天的太阳，把孩子比喻成太阳,太阳光分解的七种颜色象征孩子们应有的知识结构。“希望书库”的一期工程为提升农村学校的文化素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产生了极大的社会效应。“希望书库”的一期工程工作量比较艰巨，印刷的总用纸量超过了1300吨。加上共青团各地青基会系统把书籍送到农村学生手里，还包括共青团干部、青年志愿者、教育部门的老师，我们算了一下大概有成千上万个人为这个项目作出了贡献。

　　主持人：“希望书库”经过十年的发展，在内容形式上有没有新的变化和发展了？

　　陶海心：“希望书库”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渐进过程。我刚才讲了这个项目提出来的时候是由社会需求出发的，农村孩子入学以后没有课外书可读。那么，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种需求非常旺盛和强大。尽管我们用了5、6年的时间，捐赠了500万册图书，实际上远远不能满足农村孩子的需要。这里我要插进来这么一个话题，就是既然农村孩子没有书读，为什么不动员城市居民把家里的不用的书捐出去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在“希望书库”当初立项的时候，我们国内还有一些其他的图书捐赠形式，因为这个问题大家都看到了，在一些企业、事业、机关、家庭、社区很多热心的朋友们，把自己家里的一些闲置书籍打成包捐赠给农村。但是这件事情冰心老人是反对的，冰心老人有这样一个思想，这个想法我们现在回头看来，我们觉得受益匪浅。冰心老人说，“农村孩子可以吃城里人吃剩的饭，可以穿城里人穿旧的衣，但是不可以看城里人看旧的废弃的书”。

    冰心老人认为书籍对人的教化、情操的陶冶是一个很重要的媒介。一本新书，从装帧到设计都是精心制作的，打开这样的书以后才可以使人格高尚起来，所以它是我们人的素质教育的一部分。我们就在进一步想一些问题，在中国古代一直对文字、纸、书有一种敬畏之心。对一些儒家的经典，中国读书人在读的过程中要很虔诚，对一些佛教、宗教经典，信徒阅读诵经时要焚香沐浴，人们阅读的时候都很虔诚。那么书籍是一个文化的载体，是一个文化的传承。读书的过程是文化的传承过程。在读书的过程中好像有一个看不见的老师对你授业解惑，所以这是一个神圣的问题。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也是很现实的。当时冰心老人讲：农村孩子缺乏图书读是缺少精神食粮，但是城里孩子又有精神营养偏食的问题。我们很多城市家庭的家长在购买图书的过程中缺乏专家的指导，缺乏有目的，有体系的藏书。一般是盲目地购买，所以现在家庭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家庭书不少，但是书不成知识体系。可能这个孩子喜欢买卡通，所以就一大堆卡通。这个家庭的年轻主妇喜欢时尚，就都是一些时尚读物。另外我们很多家庭因为空间小，要经常淘汰一些过去的读物。我们很难想象这样的一些读物打成包送给农村孩子，对他们在知识结构的形成能有什么意义。

    还有一个故事，当初爱迪生喜欢读书。在他叔父家看到很多藏书，他非常高兴而且痴迷。就像高尔基说的一样，一个饥饿的人扑到面包上。而且他立志把书一本一本读下来。他叔父讲书不可以这样读，要精选，要成体系地读。所以在农村孩子缺书情况下，你拿一些城里人看过的一些旧书，甚至有些是过时了，或者是不健康的一些东西给他们，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希望书库”从一开始我们就经过专家委员会精选图书，使它成为一个知识体系。然后由印刷企业精印这些书。书做得很漂亮，把崭新的书送给农村孩子。实际上，社会上有一些捐赠图书的活动，也搞得不太长久。像我们“希望书库”实施了十年，发展越来越好。社会有一些小的项目，曾经在城市居民家庭收集图书，但这些活动做着做着就做不下去了。

    回到我们刚才的主题上，“希望书库”发展到今天是发展到哪一步呢？基本上有两个大的方面。一个就是继续为农村孩子捐赠图书，我们推出的“希望书库”二期项目叫做“建设希望书库读书角”，一期“希望书库”是给一个学校捐赠500本书，形成一个小图书室。后来有些孩子就给我们来信，说500本书里头只有一套《西游记》、一套《水浒》，小学毕业了都轮不上我看，这个怎么办。所以我们就想给每个班级都捐赠一套书。我们第二期就是300—500元之内，在一个班级里面建立一个“希望书库读书角”。保证里面有一套四大名著，让他们看到我们最经典的图书。同时“希望书库”一期结束以后，很多家长给我们打电话，提出来对“希望书库”的需求。当时“希望书库”印制完成以后是在北京的崇文门外的花市新华书店进行展览。他们把几套“希望书库”全部扎上红绸子，媒体报道也比较多。很多家长就给我们打电话，说我们不是农村，能不能也给我们提供希望书库。在专家委员会的指导下，能不能为城市家庭或者是中小城市家庭，为他们量身定做推荐一些书籍。这样，这些家庭里面的两个群体会到图书的满足，一部分成员就是孩子正在上学，能不能有一个家庭希望书库让他从小学到中学毕业，基本上补充家里的藏书。另外一个需求我们看到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很多家庭的父母、一些年轻的家长由于以前历史上的耽误也罢，由于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应试教育体系使他们整天忙于作题也罢，没有读多少书。现在他们稍微休闲了以后发现，读的书不够，我们也能够提供这样的家庭藏书，让年轻的父母或者是中年的父母能够在闲暇时候通过读书提高自己。

　　这样两方面的提高，一个是城市家庭里面两代人的提高，一个是城市和农村两部分群体素质的提高。将带来的是我们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

　　主持人：“希望书库”主要是为哪些社会群体服务的？

　　陶海心：这个问题我刚才已经讲到了。现在“希望书库”新的发展定位叫做“建设一项兼顾青少年出版事业和公益捐赠活动的社会化学习工程”。从大的方面来分就是城市和农村。城市这一块我们为家庭藏书提供很好的咨询和推荐以及销售服务。农村这一块我们仍然是动员社会力量来赞助“希望书库”，把图书捐赠给农村学校。我们想通过我们社会化的活动在“希望书库”推广品牌的过程中，在给城市人群提供图书的收藏过程中，把这方面得到的一些经济回报、利益，最大可能地再返捐给为农村捐赠图书的项目中。可能城市家庭藏书的购书款里面，有一部分比例就是捐赠给农村的。

　　主持人：现在“希望书库”成为了一个知名品牌，能够形成这样的品牌主要原因有哪些呢？就是你们在塑造品牌上都做了哪些工作？

　　陶海心：“希望书库”是两个性质的品牌，一个是青少年出版事业的品牌。一个是社会公益活动的品牌。这个品牌的形成有几个原因，因为我们起步的时候是从纯粹的公益事业起步的，是作为“希望工程”的一个补充和拓展来进行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希望书库”涉及到出版行业以后，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公益活动。它这个过程中有市场行为，也有市场的运作。比如说在1995年，“希望书库”的印刷工作开展的时候，碰到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全球的纸浆涨价。那么这个过程中，如果不用市场的手段，不用很多市场行为的话，我们社会捐赠款就不够印制了。我们就需要通过预付资金，甚至贷款等等，先解决纸的问题。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些政府和行政方面的支持。比如说东北的营口造纸厂，当时把库存的纸调了一批，这些纸是准备印《邓选》的纸，先拿过来救希望书库的急。有些过程都是很感人的。95年的一段时间每天晚上8点以后，从东北开往北京的货车入口处，可以看到很多给“希望书库”运送纸的车，工作人员也很辛苦。那么纸，还有仓储，我们一个书籍的出版过程和运输过程中都是有成本的。这个成本的核算和控制都有经济行为和市场行为在里面。这样的话，就需要我们越来越规范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发展到2004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决定把“希望书库”这个项目从“希望工程”分离出来。

    大家都知道“希望工程”是一个动员社会力量捐赠款让孩子读书的工程。一个孩子小学毕业大概需要的学费是多少就是多少。这个过程中，社会把这笔钱捐赠给实施机构，实施机构把这些钱发放给孩子。但是“希望书库”的过程要比这个远远复杂得多，它从书籍的遴选开始，就涉及到著作权、版权。把这些书选好以后要印刷出来，这就涉及到印刷费用、纸张的价格波动，各个企业的印刷报价也不同，我们就需要招标。找到质量最好，成本最低的企业进行印刷。把书印成了以后要仓储配书，这个过程是需要仓库、场地、人力资源的。而且这个过程非常复杂。我们在一期“希望书库”配书过程中，是在首都机场旁边一个修飞机的库房里面存放书。你想每个出版社，印好的书，比如说100本，这100本是一样的，这样堆积下来，你要在每个100本里面抽出一本，再配出100本，这个库房是不能堆满的，必须要有1/3的空余地方。所以“希望书库”既是一个项目也是一个工程。我是学工程的，在这里面就有用了。当时知道库房有多大，而且各种书的薄厚程度不一样，这样有一个印刷厂做的箱子，我们再给农村孩子送的时候也需要一个包装箱，这两个箱是什么关系，我们不可以做两次箱子，把这个书从印刷厂拿出来的箱子扔掉，这样就浪费，我们必须设计得非常合适。所以，所有的包装箱都能再用。还有运输，包括邮局寄送，铁路运输、水路运输。这样的话，印刷点又分散在不同地方，怎么最经济，最有效，总之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程。综合起来，我们不可能把“希望书库”的这样一个过程变成一个纯粹的简单的公益活动。必须接受市场的考验，必须符合工商的管理，必须经得起审计，必须让提供资金的赞助者满意。这样从“希望工程”分离出来以后，就有可能用更加经济的方式，更大的规模不断满足孩子们对图书的需求。这是这个品牌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需要通过我们已有的经验，把“希望书库”不是作为一个纯粹的活动来做，而是看成一个工程，看成一个项目，看成一个品牌来运作。因为你有品牌了，才能更好地吸引一些企业出钱，为农村孩子捐书。品牌的声誉越高，越能吸引企业为这个品牌服务，并且通过这个品牌提高企业自身的知名度和信度。

    第二个方面，我们这里要非常感谢国家工商总局，在1997年给“希望书库”的支持和保护。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这十几年来图书出版事业非常繁荣，在这种总体繁荣之下我们也要看到，一些不法书商也在盗印，借助他人品牌牟利的事情。当时有些地区已有些苗头，要盗印“希望书库”。这个时候我们紧急报国家工商总局，国家工商总局特别批准，授予“希望书库”商品商标。这是中国唯一一个大型出版物的专门商标。从《商标法》的角度，“希望书库”这个项目有了根本保证。由于有了“希望书库”的商标，也就有利于“希望书库”这样一个品牌的建设。第一个方面，是我们把品牌从纯公益的活动拓展成一个出版品牌的建设。第二就是得到了国家《商标法》的保护。

　　主持人：那么“希望书库”项目实施十年以来，为社会都做出了哪些贡献？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数字。

　　陶海心：我们分为三块，第一个叫做一期工程，一共印制了500万册图书。每500本一套，所以是一万套“希望书库”。受益者是一万所农村的中小学校。二期工程，我们主要搞的是“希望书库读书角”。给农村捐赠的总量近一百万册。我们比较保守地讲已经完成的捐赠图书的总量是550万册。“希望书库读书角”还在实施中。第三块是我们做的一个高端项目，叫“义建精英图书馆”。我们有三个同志创意开始做的，一个是姜昆老师，姜昆老师是“希望工程”、“希望书库”等很多社会公益活动的热心支持者。也是中国青基会的理事。他现在是中国曲协的党组书记，一直是我们这个项目的支持者、志愿者。另外一个发起人是中国的“希望工程”摄影家解海龙。他现在是中国摄影家协会的秘书长。加上我，我们三个同志在去年年初发出了一个倡议就是要做一个大型的“希望书库”项目。这个“希望书库”是从读书角的概念反过来做的。因为读书角这个活动，在实施过程中也不是没有困难。因为我们从300—500块钱范围内捐赠一个读书角，有些人觉得这个数额小，不值得做。所以我们这个项目发展得不是很快。大家也知道近年来全社会轰轰烈烈地去做一件公益事业和慈善活动的现象减弱了。

    社会公益活动越来越成为企业树立自己形象的重要途径。像在十年前“希望工程”和“希望书库”的发起过程中，很多单位的职工捐款还通过单位代扣工资的形式做过。到后来，捐赠形式越来越合乎社会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企业参加了进来。这样的话，很多企业觉得读书角和一期工程比起来，“希望书库”的图书馆和“西瓜”，读书角是“芝麻”，就不愿意捡这个“芝麻”。第二个方面是这个太难做了，很多学校，很多班级都要求建读书角，越做需求量越大。后来我们有个想法就是来自国际惯例，国际上很多知名人士、重要政治家包括总统，在位或者是退下来的时候往往要捐赠一个图书馆。比如说美国总统退下来的时候都往往要捐赠一个公共图书馆。我们“希望书库”实施了十年，捐了这么多的书，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国家越来越需要优秀的人才。这些人才包括农村的孩子。我们当时讲过这么一个想法，就是说农村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需要读书，需要成才。但是成为一个什么人才这很重要。他是通过一些简单的阅读最后成为一个能够能力进城务工的打工者呢？还是能有更好的发展。我们培养千百个兵不如培养一个将。我们决定推出一个大型“希望书库”的概念。我们国家有2861个县级、区级城市。我们争取用十年的时间动员社会力量为每一个学校、县级城市选一所重点中学建设一个“希望书库”精英图书馆。这个精英图书馆起步为五万元赞助款，全部变为图书捐给学校。通过学校精英图书馆的建设，希望最终形成一个社区图书馆。我们三个同志提出倡议以后得到一些企业和社会人士的响应，特别是要提到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协主席、著名科学家周光召同志。他欣然题辞，为“精英图书馆”题了名。“希望书库”的名称是冰心老人题写的，冰心老人一生关爱孩子，希望书库把这个爱播散到了广大地区。精英图书馆项目的宗旨是“动员社会精英人士为学校义建“希望书库”精英图书馆，培养祖国的未来精英人才。”我们把赞助者锁定在社会精英人士上，他们的成功了，他们的企业效益也不错，他们反过来再培养新一代的社会精英人才。而且这种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从广泛意义来说，也是这些企业的未来的人力资源，也是给他们自己培养优秀的人才梯队。

　　主持人：从“希望书库”项目开始到现在，您是创建和亲历者。我想这其中肯定有很多让人难忘的回忆，您可以讲述一下吗？

　　陶海心：“希望书库”项目从1993年底开始设计和筹备，1994年3月开始启动，到现在已经整整十年了。这十年确实有很多让人难以忘怀的事情。一个就是这个项目的倡导人冰心老人，在她晚年提出“希望书库”这样一个想法，而且她把自己的很多心血倾注在这个项目上。比如说她年龄大了，不好写字，但还是给“希望书库”题写了名称。在她的作品《致小读者》里面有一句话“读书好，多读书，读好书”，赠给了希望书库工作委员会。我们把这句话印在了所有“希望书库”扉页上，作为希望书库的总序。同时她在病床上还说，孩子不仅要会读，还要会写。我们就开展了青少年读写大赛。这个比赛主要在江苏试点。我们已经搞了三届，现在是第四届。每一届参加的学生有20万人以上。刚才讲到孩子可以吃旧饭、穿旧衣，但是不能看旧书。老人的这些思想和她的这些观点可以说，我们受用不尽。我们“希望书库”发展到今天仍然是顺着冰心老人的思想脉络在走。这是让人永远感动的。因为冰心的人格和作品，在中国不只感动了一代人、两代人。

    另外，在“希望书库”发展过程中有许许多多平凡的人，作出了重要贡献。包括中国青基会、各省青基会的许多工作人员，都在为项目操劳。有些书要送到偏远地区的农村是需要牲口驮的。我们“希望书库”有几个工作人员，当时跟着运输车辆押车，冰天雪地，车坏到了半路上，让人感到非常的紧张和操心。有一段时间我们工作人员出去送书，我整夜守着电话不敢离开。因为不知道我们的车会坏到哪儿，他们住在哪儿了，吃饭了没有，有没有热水喝。所以我一直是在北京跟他们保持通信上的联络。当然他们更辛苦，付出的更多。

　　要说具体的，有这么几个事。一个是在首都机场大库房里，那一年秋天北京下了大雨。这个库房的地基渗水，地下有一些老鼠洞，突然出现库房下面冒水，而且上面还下雨。我们组织了一些人员，30几个人的抢险队，泡了一天一夜，把书搬到车上，从这个库房开出来，开到一百米以外的另一个库房。这个过程整整是一个通宵，再加上前一天的傍晚和第二天的上午，非常辛苦。但是大家不能让这些书有一点的损失。一本书要掉到水里的话，大家都非常心疼，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些书要送给农村孩子。

    还有一件事。就是北京市第一套“希望书库”的落地点是延庆县的一所乡村小学。这套“希望书库”的捐赠方是北京信远斋公司，他们是老字号做酸梅汤的企业，捐赠了一套书库。也是“希望书库”真正把书送到学校的第一家。我们在希望工程的发祥地金寨也同时送到了。当时信远斋的老总都去了，中央电视台的同志也拍摄了孩子围着教室里的书在看的画面，操场上站满了孩子，书都用红绸子围起来。当时一个小女孩拿着书一直在看，电视台的同志说你抬起头来我拍一下你，她根本就听不见。她看了半天书以后对老师天真地问“老师，拍完以后，这个书还拿走吗？还是给咱们留下？”。当时老师说这就是给咱们的，不拿走了。当时这个孩子非常高兴，冲开门对校园里上百个孩子喊，说这个书不拿走了。我当时就在现场，这个院子里的孩子一片欢呼声。当时我们的工作人员都流下了眼泪。

　　还有一件事情，我们一期“希望书库”的时候有一个给捐赠方的回报，就是每一套书的每一本封面上，要以捐赠者的名称来命名。第一批捐赠的公司包括可口可乐（中国）有限公司和摩托罗拉公司。所以我们在封面上就印刷上了他们的名称。这个工作，我们招标了辽宁的一个中小企业，他们设计的一个小型设备，每一包书打开，每一本书的封面上置一个模板，来套这个字。20多个工人就住在库房里，条件非常艰苦。这20多个工人都是选出的优秀共青团员。离开家乡达半年多的时间，安营扎寨在那里。每一本书都要烫好，而且烫金是用电烤的，而当时的天气非常炎热。这个厂中标的原因是它收费相对低，是一个残疾人企业，享受免税待遇，厂长是一个一条腿坏了跛足的东北汉子。当时我们的领导还看望过这些工人。他们非常的辛苦，为了省钱，自己开伙做饭。有一段时间因为停水，工作委员会还借用了北京市环卫局的拉水车给他们送过水。这些共青团员多半都是女孩子，离开家这么长时间，洗澡的地方也没有，晚上挂着蚊帐，条件非常艰苦。最后到“希望书库”一期项目结束的时候，我们在库房开了一个庆功会。虽然离城比较远，但是许多的著名人士都去了。包括我们的上级领导、各出版社的负责人、捐赠方的代表、外企捐赠方的代表、学生代表等等。宣告全部图书印制完成，发运开始，当时铁木尔.达瓦买提同志出席了会议。庆功会我是主持人，开始定的议程只有领导和各方代表讲话。但是我看到在主席台下，旁边坐着的青年突击队，我非常感动。后来我自己作为主持人，突然就加了一个项目，想请这个企业的代表讲讲话。我说我们“希望书库”之所以圆满完成任务，是和这个负责在封面上烫金字的企业分不开的，是和这些青年同志分不开的。我说我们请王厂长上台，王厂长是一个残疾人，大家把他扶上去。他上台以后泣不成声，他说再苦再累也无怨无悔。当时大家都非常感动。关于“希望书库”的意义我当时有一段主持词。我说我们“希望书库”500万册图书印出来了，按照编委会的设计，在农村使用的价值我们算了一下是30年。我们可以算一下会有多少孩子读这些书呢？大概是成千万。而这些孩子现在很贫穷，也不太懂事，也很小。但是通过“希望书库”的哺育，我们谁敢说这些孩子里面不会出现省长、市长、将军、部长，国务院总理，甚至联合国官员呢？我们谁敢说这些孩子里面今后不会出现诺贝尔奖获得者呢？讲到这里，全场掌声雷动！

　　主持人：作为一名中年人，我知道您的工作经历非常的丰富。您曾经在大学里面工作过，后来一直当记者。和这些工作经历相比，您怎么评价现在所从事的“希望书库”这个工作？

　　陶海心：我的经历不算丰富，和现在的年轻人比，要说丰富也是由时代所造成的。我高中毕业以后去插队，插队了三年，回城在医学院做护工，在医院里打扫卫生、拖楼道。因为工作表现好，又到食堂里面去跟老师傅学面点，后来又到医学院的图书馆工作。工作一年换了三个岗位。这是自己工作努力，领导也想培养我。当时恢复高考以后，医学院的领导说你考我们医学院吧。当时我是想非清华不考，就报考了清华。毕业以后是作为“双肩挑”干部培养而留校。清华大学在蒋南翔校长领导的时候，提出的一个人才培养的口号——“要两个肩膀挑担子”。作为学校培养的学校留校人员，不管你在哪一方面的工作，两个担子都要挑起来，两个肩膀都要硬。一个肩膀是学生工作、行政工作、政治工作，另外一个肩膀就是业务。“双肩挑”是我们国家高等教育过程中一直讲的又红又专的一个模式。我个人认为，现在有些提法可能变了，但是这个精神实质现在是不过时的。这和我们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既要有精神文明，又要有物质文明，在一个人发展过程中既要讲业务好，能力强，甚至赚钱多，又要讲道德高尚、情操高尚、社会责任感强是一致的。清华大学的校训出自《易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你在做事、工作上，古人认为天体是自动运转的，不需要鞭策。它自己会运行。你不要别人督促你，你自己就应该知道自己要不停息地去奋斗、拼搏。这就是一个肩膀。另一个肩膀要体现道德情操，为人要忠实、厚道，能够承载很多沉重的压力，包括他人对你的误解和委屈，“厚德载物”就是要心胸博大，承担责任。我在清华读书五年（本科），后来攻读硕士学位，包括在学校工作，清华的校训对我自己有很大的影响。后来我到中国教育报社做记者。先在高等教育部工作，后来在基础教育部工作。后来又从国家教委调到团中央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做“希望工程”的宣传部主任。从高等教育这一块转到了基础教育的宣传工作，又转到了基础教育中的农村教育这一块来。到后来，我又开始负责“希望书库”的项目，就是从农村教育这一块又专一到了为农村学校捐赠图书，进入解决“我要书读”这个问题的工作领域。其实我一直都没有离开青少年工作和教育工作，只是越做越专一，越做越基层了。

　　包括我负责两个杂志社，一个是青少年教育类的《希望月报》，一个是科技类的《中国青年科技》。其实也是为青少年出版对他们成长有帮助的读物。我工作了这么多年，没有进入自己学的高分子化学这样一个领域，服从组织需要做了这些工作，进入出版、媒体、青少年工作、扶贫、公益活动这么一个领域来了。所以，您刚才讲到作为一个中年人，回头一看，一晃好多年就过去了。2002年的时候，我们毕业20周年，回学校去，我们是文革后第一届高考学生，77级的，大家又聚在一起都觉得确实是年龄大了，和校园里生龙活虎的年轻人相比我们确实年龄大了，也老了。但是我觉得自己从事这样一个工作，很年轻。因为我在心里和我的青少年读者在对话，和我的受“希望书库”捐赠的孩子对话。和孩子们对话，你会觉得自己应该要做得更好，要更有责任心。

　　主持人：现在“希望书库”项目是向农村中小学捐赠图书，除了“希望书库”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同类的项目，现在进行的这种图书捐赠工作，能否满足于孩子们的学习需要？

　　陶海心：这个问题实际上我刚才讲的过程中，有些方面也提到了。作为一种需求来说，农村的学校、孩子缺乏课外图书的这种需求一直存在。有需求，就有提供。所以这些年来，事实上社会各界也有很多为学校捐赠图书的活动。据我了解和“希望书库”这样一个项目比起来，其他捐赠图书的活动大概有这么几个特点。一个是自发的比较多，以组织形式出现的项目比较少。第二个特点，偏短期，而不是长期的。包括中央直属机关，像国务院系统、党的系统，人大政协有些机关也经常有一些图书的捐赠活动。还有很多机关他们有“手拉手”的扶贫点。他们每年确定自己扶贫的内容的时候，购买一些图书捐给农村的学校、学生，也是作为一种活动内容来体现的。但是这些都是比较即兴的、短期的，而不是系统、长期的捐赠图书活动。第三个特点，有一些捐赠是把城市家庭所谓富余资源，一些放在那儿没有人看的书籍捐给农村地区。我们“希望书库”是严格按照冰心老人的思想，必须是新书，不能是旧书，更不能是废书。

　　概括起来，我们可以说“希望书库”是国内现在唯一的一个大规模、成体系、有组织、长期坚持、面向农村中小学捐赠图书的公益性质的活动。九三学社机关扶贫点，以前在过节，包括六一、年底的时候机关干部和一些青年有组织地买一些书包和文具、书等等送给孩子。从前年开始和我们联系，对口跟他们合作，改为捐赠“希望书库”读书角。九三学社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同志带头捐赠“希望书库”，给我们的工作以极大的支持和鼓励。

　　主持人：如果不能满足农村中小学读书需求的话，还有其他的方式来捐赠图书吗？

　　陶海心：从义务教育法来讲，作为孩子成长过程的个人权利来说，也是分层次的。最低的一个层次，必须保障的是入学。所以“希望工程”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此。它动员社会力量，不断地救助失学孩子重返校园。这是社会责任的体现，也是现阶段我们国家的一种现实选择。有人说这些事都应该政府管，我们现在实际上从财政的力量上看，教育经费不可能完全做到这一点。那么社会参与进来救助孩子很重要。那么比这个层次再高一个层次的就是解决“有书读”的问题了。这种捐赠我觉得用财政方式，给农村学校都配上图书室、图书馆，在近年内是不可能的，所以主要还是要动员社会力量。因为动员社会力量越充分，捐赠的图书越多，社会的受益面就越大，成才的孩子就越多。当然还有一种方式是通过网络教育解决问题。你们也是做网站的。也有很多有识之士，社会力量在为学校配备电脑。这是一个发展方向。由于它比图书这个需求层次更高一级，所以在短时期之内要形成大规模的配置，靠财政不可能，靠社会力量难度更大。所以“希望书库”这种捐赠形式是一种更为现实的选择。

　　主持人：“希望书库”在一些图书的选择上遵循什么样的标准呢？

　　陶海心：我们一期“希望书库”分了七个分类。主要是三大块。一个就是对农村孩子人格培育、素质培养、价值观形成有帮助的一些读物，比如说人物传记、重要的历史事件或者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要人物事件的专著。另外一个就是文学类。青少年成长过程中从文学作品中汲取营养，这是全人类多少年来共通的东西。过去讲文学少年、文学青年，有多少孩子做过文学的梦，我们就有责任把已有的文学名著经典，包括中外的都需要做一个有体系的介绍。一些经典著作他们都应该知道。在“希望书库”一期项目选书的时候，对四大名著是用简写本，比如说《西游记》改编成故事，还是原著的方式有过争论。后来我们国家几个比较有名的专家，坚持用原著。而且当时还讲，我们很多孩子小时候，比如读《西游记》、《水浒》，有些字都不认识，但是文学营养对他的浸润和滋养就恰恰源于此。所以我们提倡原汁原味的文学著作。第三块就是广泛培养技能。我们也是有针对性的，比如说我们捐赠给江南的一些农村学校的图书，就包括了怎样养鱼的知识，给西北捐赠的图书里就包括一些畜牧的知识。这是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在农村家长中有这样的看法，认为我这个孩子根本不可能上大学，我为什么要花钱供他读书呢？我们当时就想一个农村学校有了500本书，有一些书应该起的作用是，能不能通过课外阅读培养出几个农村的小能人呢？他的目标不是去高考，不是脱离农村，去通过高考使自己变成一个城里人，而是变为一个在农村有用的人。当时还没有进城务工的大潮，94年时，我们就提出来能不能有一些农村孩子通过看几本书，就在家乡做一点致富方面的经营，以改变贫困的状态，改变自己的命运。

　　主持人：我们了解到“希望书库”聘请了明星赵薇作为爱心大使，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陶海心：“希望书库”二期的时候，我们在前年推出的一个专项活动，叫做“希望书库爱心行动”。这个爱心行动的形象大使是赵薇。赵薇作为一个影视界明星，她也是很富有爱心的，她通过她的工作班子和我们联系，捐赠了十万元的希望书库图书角，还制作了小书柜捐赠给学校。我们知道有很多影迷喜欢她，我们觉得她作为爱心形象大使参与希望书库爱心行动，在社会上扩大影响力是有好处的。我们那一年在北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各方面领导都出席了，赵薇也去了。我们宣布了赵薇捐赠十万元，宣布她作为爱心大使。在答记者问的时候，大多数新闻记者的兴奋点集中在赵薇本身，都来采访她。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一位明星关注公益事业，引发新闻媒介关注公益事业，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随后赵薇的影迷也有捐赠“希望书库”的。另外文化艺术界一直有很多朋友关心和支持“希望书库”。我们“希望书库”曾经在外地还有过几场演出。比如说2001年在宁波有一场演唱会。当时有莫文蔚、陈冠希等明星，其中也把演唱会的一部分收入捐赠给了“希望书库”。我们当然希望青少年喜欢的明星中有更多的人热心“希望书库”这个事业，这对整个事业有好处。赵薇带了一个好头，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很感谢赵薇的慷慨出资和她本人的爱心。

　　主持人：现在“希望书库”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有没有什么新的规划呢？

　　陶海心：“希望书库”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标志是2004年底，中国青基会决定“希望书库”作为一个独立项目从“希望工程”中分离出来。由希望月报杂志社负责管理实施，而希望月报杂志社作为专门为青少年出版的一个出版机构，2004年也得到了中央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的批准，成为了独立的事业法人。这样的话，“希望书库”这块的工作就更符合我们国家有关出版的行政法规了。“希望书库”发展过程中，它的工作和业务环节有许多环节是和市场经济行为相联系的，所以有这样一个出版机构来管理和实施，也符合国家有关工商税务各方面的规定。这样的话，我们是作为一个事业单位来组织运行“希望书库”，按照国家对事业单位的管理规定，我们可以向社会寻求赞助资金，用赞助资金来捐赠图书。我们不是公募机构，不去搞基金会式的募捐。我们是按照国家对事业单位接受赞助的规定，寻求社会的支持、赞助，来进一步推进“希望书库”事业。另外，我们提出来扩展品牌、经营品牌。运用“希望书库”这个品牌经营出版的收益，最大化地返补给公益活动。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去年以来有几家出版社和我们联系，提出能不能把他们自己的出版物以“希望书库”的品牌来出版，把他们出的书的销售收入的一个比例进行捐赠。我们提出一个口号叫做“要把希望书库建设成为一个兼顾青少年出版事业与公益社会活动的社会化学习工程。”有几个专家给我们提出来，不但孩子是希望，老人也是希望。我国正在步入老龄化社会，希望书库能不能也为老年人退休以后修身养性的学习提供一些服务。我们正在考虑。我们过去把“希望书库”作为纯粹的“希望工程”的组成部分来看的时候，我们坚持纯公益目标的时候，有可能也限制了“希望书库”作为一个出版品牌自我发展的客观存在的可能性。我们现在用新的方式广开思路，“希望书库”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社会各界欢迎的出版品牌。同时，这个出版品牌在出版过程中又会兼顾用它的收益来为农村孩子捐赠图书这样一个公益性质的活动。整体思路就是这样。从2005年开始我们正在做一些长远的发展规划。

　　主持人：您是中国互联网大赛的发起人和领导者，您一直在致力于互联网的普及和推广，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进入网络时代，因为人们的阅读习惯也在不断的改变，这个时候读书还有什么意义呢？

　　陶海心：我有一些个人的想法。中国互联网络大赛在国内举办过三届了，而且还有两届中国网络小姐的评选。这个活动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主办的，经团中央、信息产业部、国务院信息化领导小组批准。当时在网民还比较少的情况下，通过互联网大赛给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推动。这个项目要从1996年说起，96年底我接任中国青年科技杂志社的总编辑，当时也在寻求刊物的发展方向，我们开始注意到互联网这样一个现象，我们想网络在国际上影响越来越大，而在国内大家对互联网是一个什么东西还不是很清楚。我就带几个同志调研这个事情，当时在北京找了一些计算机专家，这些专家一致讲互联网如果在中国出现了，那也是一个技术问题，跟你们青年工作没有什么关系。越是这么讲，我们越是觉得有关系。为了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在1996年10月，由中国青基会中国青年科技杂志社主办，在北京科技会堂举办了一个中国青年与国际互联网络发展理论研讨会。大家一致形成一个看法，认为互联网络不但跟青年有关，跟社会有关，而且关系很大，不是纯技术问题。钱天白先生是我的校友、老学长，他是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的发出者。第一封的内容是“跨越长城，走向世界”。这样八个字，表明了中国第一批互联网用户面对网络走向世界的信心。非常可惜，钱天白先生在后来的香山攀登过程中，因为心脏病突发，不幸去世。他的有些观点对我们影响很大，也给我们中国互联网大赛提出了很好的策划。中国互联网络大赛一共举办了四年三届，社会评价认为，它对中国互联网发展是有重要贡献的。这个项目是我们和企业在联手合作的，我是主要负责人之一，这里面的感触很深。但是我本人的工作过程，更重视纸介质媒体的具体工作。这里面有两个考虑，第一个是由我本身从事的工作所决定。因为我的工作是要管理好两个杂志社，要实施好“希望书库”这样一个项目。这三件事情都是纸介质媒体而不是网络。这是由于我工作本身的角色所决定的。第二，我的工作主要是面向农村，我们也给农村捐赠计算机。但从实际出发，从农村的需求来说，首先是纸介质媒体图书的问题。其次才是网络和计算机的问题。有的专家也提出来我们要敢于超越，就是可以在最落后的地区先实现网络化。这个想法很美好，实际上行不通。因为我们知道互联网最发达的地区是美国。互联网的整个发展过程是靠强有力的资金、技术在支撑的。技术可以克隆，但是我们资金够不够呢？农村上了网，有人可以一次性地捐赠计算机，但是没有资金来维持使用，没有资金培训人员。有的农村学校为了保证计算机的不损坏，只是有人来参观的时候，他才打开柜子说我们学校也有计算机，你再一看版本已经非常落后了。硬件的更新和软件的更新都需要资金的支持。更何况，网络技术越来越复杂，使用却越来越简化，终端越来越单一，也就是“傻瓜化”。你以为给他配置好了，其实很快就又落后了。可以做一个比喻，比如说我们给农村学校，一个学校配一个农用车，我们认为这一部车，这个农村学校就可以使用十几年了。可是两年以后，这个车因为污染、噪音就不能用了，如果有条件的话，他那儿就应该买带空气气囊、电子导航的汽车了。所以说技术设施不可能一下子就到位。而给农村学校提供图书，可以比喻为给农村学校提供的是自行车，即使汽车发展到了电子导航、空气气囊等所有都自动化了的水平以后，自行车还是那样的基本结构，还是那样的方便。这只是一个比喻，但它是一种思路。所以，我个人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了出版纸介质媒体上，这样做更现实。

    20多年前，当信息高速公路在美国提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新三论里面有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当时大家对信息会带来什么，都搞不清楚。信息是用电子传输的，交流是用电脑的。我在80年代初参观过我们国家一些实验室，里面的信息传递就是靠空气来传递的。比如说一个大楼里面，我要有一组数据，这个怎么来传呢？墙上有一个管子，中间有一个盖，揭开以后里面有一个漂浮瓶，把这个文件塞到瓶子里以后，对它进行启动，在空气动力学的冲击下这个文件瓶就发送到了隔壁。现在你要传一个信息，网上就可以实现了。即使现在一些实验室里面，要实现一个元件的传递还经常用这个方法。因为现在网络上还不可能实现实物的传递，那是科幻作品里面才有的。20多年前世界上有的专家认为，信息电子化给人类带来的最大好处是减少污染，减少森林资源的开采。认为随着电子化、终端屏幕化，全球的用纸量可能会下降30％以上。用纸少就意味着纸浆的减少。就意味着树的砍伐的减少。但实际上，20多年过去了，全球的用纸量在增加。为什么？过去我们口头通知一件事情，大门口喇叭广播一件事情，现在全部成了用纸打印。过去写一篇东西，手写了就留下来了。现在只要一接电脑和打印机，一开就是许多纸的消耗。还有一些情况，就是在网上发现了一些好文章就打印出来。那么保留的好文章多了，装订在一起就是一本书。所以，书我认为是不可能很快被电子信息传递所取代的。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我们目前农村教育发展的现实来讲，给农村学生捐赠图书都是十分重要的，所以我个人在这十年来，选择的工作仍然是做图书的捐赠。

　　主持人：今天非常高兴您能来到博客中国与大家进行交流，我特别想听一听您对博客以及对博客中国的个人看法。

　　陶海心：博客中国做得从目前来看非常成功，从未来看也会很有发展。我个人认为，这种成功和发展的根源和我刚才说的很多问题一样，不在技术本身，而在人的需求和人的发展上。博客中国提供一个平台，一个空间，让这些博客、网民们在这儿发表自己的观点，表达自己的思想，并且进行彼此之间的交流。这恰恰是人类社会、现实社会的一个在网上的影像。任何一个人，尤其是现代人，在他的生活过程中最重要的是需要有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和自由发表自己思想观点的场合。博客中国提供了这样一种空间和场合。所以使得很多网民朋友，特别是年轻朋友趋之若鹜。我个人认为，追求思想的自由，追求与他人平等的交流和沟通，是一个人作为个体发展过程中极其重要的环节。马克思主义讲人的发展，也谈到这个问题，就是最终要实现人的自由发展。现在网络发展很快，很多朋友在博客中国上发表观点、文章，沟通信息，由于社会的进步，由于技术的进步，使我们现在的这一代青年人，成长和生活得很幸福。大家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得到了比较大的自由度。但在追求自由的同时，任何一个人不能忘记还有责任。

　　那么，从我的职业出发我要讲的责任就是你要想到，你在使用最先进的网络技术，网络设备，你在网上发表自己的观点和他人沟通，学到了很多知识，得到了很多有用的信息的同时，在同一时刻，在同一时间点，在另外一个广阔的空间，有那么多的贫困孩子都不敢奢望你已经得到的这一切，那么你的社会责任是什么，就是要让他们也变得自由起来，不要让贫困继续束缚他们，让他们也能够以自己自由的思想在一个自由的空间里飞翔。

　　我经常想时空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物理限制，在同一时间不同空间里人的发展、人的生活是绝不一样的。我们有责任通过我们的努力使得在同一时间里，让不同空间里的孩子们都快乐，都幸福，都自由，都有发展，都有出息，都能对他人有帮助，都能对社会有贡献。要做到这些，首先是都要有书读。

　　主持人：下面我们来看一下都有哪些网友提问。

　　网友：有没有统计过有多少没书读的孩子？这500万本书平均下来，每人拥有几本？

　　陶海心：这位网友提的问题我回答一下。到底有多少孩子没有书读，准确的数据不好回答。我们所知道的现实是在我们国家农村地区的中小学里大都没有正规的图书馆。有的学校有所谓的藏书也是一些多年没有更新和补充的旧书了。所以，我们可以从总体上讲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孩子们，事实上是没有什么课外读物的。所以，我们才说农村孩子一直极度缺乏精神食粮。“希望书库”一期工程装备了一万所中小学校。使每个学校拥有了一个仅有500册书的小图书室。这显然是远远不能满足孩子们需求的。当然，这个图书室在多年内可以发挥大的作用。它可以哺育许多孩子成长，不好说平均在每个孩子上有几本书。这些“希望书库”的使用，在校内是有借阅、还书等图书馆方面的制度来保证大家尽可能地都看到书的。

　　网友：冰心老人说“农村孩子可以吃城里人吃剩的饭，可以穿城里人穿旧的衣，但是不可以看城里人看旧的废弃的书”。为什么不能看旧的废弃的书？知识又不会因为书旧就变得废弃了？奇怪。

　　陶海心：这位朋友说得一句话是完全对的，“知识不会因为书旧就变得废弃了”。但是我们要说现实生活中，有许多废弃的旧书的确不能再用了。冰心老人讲的这段话是针对我们具体工作谈的。不是讲一个理论问题。您问到：为什么不能让农村孩子看旧的废弃的书呢？因为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还没有一种办法能够把许多城市家庭不用的废弃了的书甄别筛选提供给农村孩子。对于许多城市居民来说给农村孩子捐赠旧书的过程也兼顾了家庭空间的整顿和清理，所以很难保证是把最好的书籍提供出来。另外，把捐赠的书运送到农村去是需要很多资金的。有效地运用这些资金就应该不把那些不能用、不能再读的书送下去。举一个例子，三峡工程浇铸大坝要用水泥，我们是选最好的水泥运输到大坝去直接浇铸呢？还是不管什么标号的水泥都拉到现场让施工人员挑选呢？我们培养农村孩子责任重于浇铸一个大坝。

　　网友：孩子的素质决定着民族的未来，是个善举，可是这个活动能持续多长时间呢？不会也是虎头蛇尾吧？

　　陶海心：“希望书库”项目能不能长久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是社会需求。只要农村孩子没有书读就会有社会各界的爱心士参与到这一善举中来。也可能再过若干年，我们工作委员会的同志都换过了，但这个事业仍然会存在。二是社会环境。只要我们的社会是向上的，是向前进步的，是承认知识就有力量，承认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为农村孩子捐赠图书帮助他们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帮助他们成长，就必然是正确的方向。三是政策保障。我们的国家和政府始终支持社会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向前发展，并能够及时地制定切实可行的法规和政策保障公益事业，“希望书库”捐赠图书的活动就会越做越大，越做越有效。对这一点我们很有信心，现在，党和政府越来越重视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前天北京市委书记刘淇考察慈善工作时，讲到“发展慈善事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把慈善事业、公益事业提高到建立和谐社会的高度来认识、来强调，对我们做好“希望书库”的工作是很大的鼓舞。

   主持人：非常感谢陶海心总编辑作客博客中国，也感谢各位网民朋友的参与。今天的访谈到此结束，谢谢大家！